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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读】俄乌冲突已成为21世纪以来全球地缘政治最剧烈的震源。当全球的目光被战线图上的箭头牵引时，很少有人真正关心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作者于2024年深入乌克兰腹地，试图理解三年多战火下的社会如何回应持续不断的内外挑战。高成本、长周期的战争改写了无数普通人的生活：有人在战壕里刷TikTok，有人在街头喂养流浪猫，还有居民不顾乌军的撤离要求，原地等待俄军到来。这不是电影，而是今天的乌克兰。人们用近乎漠然的心态适应着一切，从库皮扬斯克的前线战壕，到尼古拉耶夫受袭的造船厂，再到外喀尔巴阡的边境小镇，若要问“战争疲劳”是什么样，这篇文章给出了答案。

　　乌政界从2023年底就开始探讨囚犯参军的问题。2024年初，第一批囚徒兵入伍，经过两三个月的训练投入战场。到了年末，各条战线上都出现了囚徒兵的身影，包括库尔斯克地区。在乌方视角下，这些士兵与俄“瓦格纳”囚徒兵不同，他们不是重罪犯，也不依赖金钱激励。囚犯们主动报名，还有面试审查动机。谢尔希相信，这类单位战斗意志更强。一些囚徒兵甚至开始“享受”军队里“相对宽松”的管理和同僚间兄弟般的友爱，毕竟在牢里连与狱友拥抱玩耍都被禁止，更没有户外活动时间。

　　“当全面入侵开始时，每个城市的征兵点前都排满长队。”一名亚速背景的军官对谢尔希说。“但军方居然只招了这些人中的不到两成，这多么浪费。我们本可在战争初期拥有一支更强大的军队，在关键战役中发力。更何况，那时战友都是意志坚定的志愿者，他们是教师、工程师和程序员，放弃了安逸生活保卫国家，你大可放心把后背交给他们。现在呢？身边都是面无表情的农民和工人，多半积极性不高。我责问他们，得到的典型回答是；‘过去二三十年里国家没给我提供任何机会，现在发一杆旧AK步枪，却指望我自动变成爱国者。’”

　　但不少居民不同意军人给他们贴的标签。谢尔希专门用了两天寻访拒绝撤离的平民。他估计，在这支乌军的布防范围内尚有上百名百姓，这些人多为中老年，其中不乏家庭妇女。“这不过是士兵们的一面之词。他们不会问我们为何留在这，总之大家都是‘等待者’就对了。”在离交火线不远的一家乡下小卖部里，一名叫安娜的中年居民当着谢尔希的面反驳说。安娜自小定居于此，但父亲来自顿涅茨克。在2022年库皮扬斯克沦陷时，她曾带女儿跑到基辅住了三个月。其中有段时间两人不得不睡在火车站长椅上吃救济餐，女儿还被当作‘潜在亲俄分子’的子女而遭到同学排斥。

　　同样的事还发生在波克罗夫斯克（俄称“红军城”）。《》援引当地官员扬朱拉的话称，撤离计划遭居民抵触，时至去年年初仍有包括4000名儿童在内的民众没撤走。不愿走的人未必都是亲俄“等待者”，不少人看到库尔斯克州攻势未能扭转局面而对形势失望。作为长期关注顿巴斯的前线记者，谢尔希也不十分理解统帅部调兵进攻库州。“花了那么大功夫，我们在库尔斯克什么也没拿到。付出的超额牺牲，彷佛只为给欧洲人和美国人好看。”

　　相比天灾般长久存在的俄军威胁，谢尔希现在更怨恨欧洲。前线探访危险且耗时耗力，防弹衣、头盔和其他装备都价值不菲。作为当地报道员，他常感到缺少支持。西欧大媒体给的报酬不多，他只能开通Paypal打赏，希望能覆盖一点报道的开销。“给欧洲打工的可不仅是我们干媒体的。过去二三十年里欧洲靠什么和你们亚洲人竞争，还不是波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廉价工人，现在轮到乌克兰人罢了。而且他们只要我们的人力，才不要产品。”

　　接下来他决定先回敖德萨休息，待筹得钱再去形势紧急的君士坦丁诺夫卡做采访和志愿翻译，因为那里有一些外国退役军人。他最近转发了贝林斯卡的一条长帖文宣泄对欧洲的怨恨。贝林斯卡当年积极参加“广场革命”，开战后成了小有能量的募捐者和意见领袖，以立场知名。如今胜利前景黯淡，一种末世般的情绪弥漫在各路博主、记者和活动分子群体中，贝林斯卡正是典型。她呼吁将战争再进行“12到15年”，要求将征兵年龄降至18岁，并动员女性。

　　但远道而来的欧洲访客们做不到这样。让我们印象深刻的小插曲是一位乌克兰记者对某位德国女同行的“吐槽”。她是德国大报的资深记者，到基辅后，和几个前来接待的乌克兰同事驱车去哈尔科夫以东采访。越往东去，检查站就越多，身着迷彩的军人也越密集，车窗外还能看到临时堆放的反坦克“龙牙”。偶尔还有撤离群众的民用车对向而来。不过这些景象早已掀不起乌克兰记者心中的波澜。这样的驱车探访早就是例行公事，动辄七八小时的旅途也需要说笑来解闷。

　　“晚上好。我们来自乌克兰。”带着敖德萨人骨子里的诙谐，这些文字来自尼古拉耶夫网红州长维塔利金的每日视频讲话，已经是乌克兰南部抵抗敌人的非官方口号。开战后，敖德萨不仅成为东部难民避难的落脚地，也成了颠沛流离而来的动物们的收容所。在赫尔松被占领期间，敖德萨的一些教堂、修道院收留了很多逃难者带来的宠物，但缺乏经费和人手，不少猫似乎已经被放生。在动物园附近，流浪猫频繁出没，很多看上去疾病缠身。园里“合法注册”动物的情况似乎也并没比它们好多少。“看看那瘦弱的狮子和大象，我不知道市政部门做了什么！”当地居民留言为动物们鸣不平，尽管这是一个空袭警报每日都会响起的非正常城市。

　　隔了一条街的小广场上停满了联合国牌照的车，这是联合国和国际红十字雇员的驻地，可能是全城少数能保证全天候供电的地方。我们在火车站附近见到了国际红十字的官员——比利时人汉斯。他像一名要去瑞士度假的登山客，悠闲地骑着他那辆山地车在电车轨道上穿梭，画面与凌乱的城市格格不入。或许是本着国际公务员的“职业精神”，也或许是刚刚从巴勒斯坦离任不久，对于彼时彼刻的战时敖德萨，他表现出一种松弛的抽离感。“当然，很多人已经疲倦了。”他淡淡地看向远处，不否认敖德萨人的厌战情绪。

　　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全球倡议2023年的报告显示，不少亲俄黑帮在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和警方的“约谈”后离开了敖德萨。执法机关还警告本地黑帮不要与亲俄黑帮接触，多数亲乌黑帮也迅速与过去的合作伙伴切割。大量不再受敖德萨欢迎的亲俄或“政治中立”黑帮成员外逃欧洲，他们利用已有网络逃兵役出境。他们不仅自己出逃，还通过关系与边防官员建立地下网络，发展出一条龙包办的逃兵“套餐服务”。但在谢尔盖口中，不论普京还是泽连斯基都是“管理一群黑帮的独裁者”。独裁者一贯厌恶海港的世界主义——他们是敖德萨永恒的敌人。

　　历史上，英国人、荷兰人、热那亚人、威尼斯人曾是敖德萨海滩的常客，波兰地主热衷于建设豪宅，来自亚美尼亚、叙利亚、土耳其的商人也定居于此，逃亡农奴、哥萨克、摩尔多瓦人和乌克兰人都把这里当作淘金地。令旧时代敖德萨人们怀念的，是这座城市充满商业活力而非政治的一面。今日敖德萨的景观依然多元丰富。东正教的金色洋葱顶与路德教会的红砖墙彼此呼应，犹太社区之家隔了一个街区就能见到萨拉姆寺的绿色圆顶。有意思的是，资助重建这座寺并将其发展为“阿拉伯文化中心”的，是叙利亚裔乌克兰寡头基万阿德南。

　　阿德南的人生经历颇具敖德萨的传奇色彩。80年代他以学生身份来乌学习工业技术，后来乘着私有化东风发家，成了敖德萨最大的房地产商。他的野心不局限于商业。2015年，他出资支持敖德萨州州长、前格鲁吉亚总统萨卡什维利的政治盟友参加敖德萨市长选举，但败给被指亲俄的前黑帮头目特鲁哈诺夫。2019年阿德南又出资支持人民公仆党候选人进入最高拉达。此外，他名下拥有多家敖德萨本地电视媒体，还买下了以揭露腐败著称的英文媒体《基辅邮报》，被其编辑部指责干预报道。

　　敖德萨也开始挥手告别过去，至少在表面上。曾经高耸在敖德萨心脏地带的叶卡捷琳娜二世雕像不见踪影，它的基座现在上了一面巨大的乌克兰国旗，周围零星环绕着纪念阵亡将士的小国旗和十字架。这座雕像上世纪20年代曾被布尔什维克移除，2007年由一位敖德萨当地的亲俄商人出资恢复，直到2022年底政府决定再次拆除。敖德萨于1794年奉叶卡捷琳娜二世之命而建造的神话仍然根深蒂固。然而，没有人会公开为一位俄罗斯女皇辩护。

　　不远处，从普希金街更名为意大利街的13号门前，还有另一座隐蔽的普希金全身像，被木板遮得严严实实。保护纪念碑免遭俄罗斯导弹袭击，这在乌各地都是常见景象。但这座塑像被遮挡，却是因为街巷深处的敖德萨文学博物馆馆长“厌倦了清理破坏者的涂鸦”。这曾经是普希金被流放时的故居，后来被一名当地二手书商改造成了博物馆。战时的博物馆门庭冷落，我们是那天唯一的游客。一座三层的建筑物中，仅有一两个房间可供参观。中央左右对称的双向阶梯通向一个金碧辉煌的大厅，空旷而肃穆，像是一个19世纪与敖德萨有关伟大作家的微型神社。除了普希金，果戈里、托尔斯泰和舍甫琴科也都是展览的一部分。与当下很多乌克兰博物馆一样，所谓的“去殖民化”后，一些展览内容被生硬地替换或遮挡，但难掩那些伟大手稿和信件的光芒。

　　走出大厅，检票员提醒我们楼下的庭院也可以参观。那是一个迷你的雕塑花园。比起大厅里的展览，这些诙谐幽默的雕塑似乎更能反映“敖德萨式文学精神”：喷泉前有一座手捧着象征各族居民的四个小人头憨态可掬的“敖德萨妈妈”，不起眼的地方还有一座敖德萨人最爱的犹太市井小人物——苏联笑话主人公“拉比诺维奇”的小纪念碑。如此诙谐的空间不禁让人从紧绷的战时状态短暂回归到松弛的黑海节奏，尽管平静也偶尔被战争的现实打破。就在去年年初，敌人的导弹落在了意大利街上的布里斯托尔酒店。俄罗斯军事博主称外国军事专家下榻于此。导弹碎片飞溅到了13号前，幸运的是，木板保护下的普希金像安然无恙。

　　2019年，在尼古拉耶夫建城230周年时，市政府修复了这座雕塑，并在新放上的帆船上刻了一段铭文：“屹立于布格河之上，永垂不朽”。河岸的尼古拉耶夫造船博物馆，仍诉说着整个城市的荣耀。能看出策展者希望努力发掘尼古拉耶夫地区在前帝国时代的航海业历史，但是大厅里陈列着的一系列伟大舰艇的模型——从彼得大帝的风帆战舰波尔塔瓦号到尼古拉耶夫出厂的基辅级航空母舰，似乎暗示着这里最重要的篇章依然写于沙皇和苏联时代。

　　讽刺的是，这里最大的空间似乎献给了介绍乌克兰独立后造船业发展的展厅。各届领导人视察船厂的照片、与外国买家签订的合同副本、小型造船企业生产的商船和私人游艇……一系列内容似乎想要强调乌克兰在造船业依然保有一流水平。乌克兰号巡洋舰的设计图纸和巨大模型十分显眼，坐在它旁边无所事事的引导员正大声刷着Tiktok。这艘1983年开工建造，至今未完工的舰艇现在依然停泊在尼古拉耶夫造船厂背后的河岸生锈。由于船厂一带的建筑一直受到严重袭击，通向河岸的路已经完全封锁了。

　　北部港口的尼古拉耶夫造船厂在战前也已宣布破产。虽然大门没敞开，但我们还是看到办公楼里有人打着电线年，这家造船厂还保留着苏联时期的名字——“61号公社”船厂。厂区围墙上极具苏联美学风格的巨幅浮雕展现着这座造船厂自18世纪诞生以来的历史，一些画面中，镰刀锤子下高大健壮的工人与工程师们并肩劳动，几乎崩裂的浮雕旁仍留着革命建设时期的标语：“五年计划四年完成！”就在我们到来前一周，俄军刚袭击了这座造船厂。俄新社称“二十多名说英语的外国雇佣兵”在此生活和训练，消息无法证实。

　　那天清晨的袭击带有一丝“南方精神”的黑色幽默：有着一半朝鲜族血统的尼古拉耶夫州州长维塔利金那天刚好睡过了头，上班迟到了。在那之前金只不过是一个刚刚参政不过两年的职场新人。就在开战的几天内，他诙谐的每日讲话很快让他走红。“晚上好，我们来自乌克兰。”他的所有视频都以同一句话开场，演讲中充满了积极乐观的想法和对俄人的日常嘲弄：“军服徽章上印着鸡的国家（俄国国徽上有双头鹰形象）永远打败不了军服徽章上印叉子的国家（乌克兰国徽上有三叉戟）。”金原创的类似段子常出现在在乌克兰人的表情包里。

　　尼古拉耶夫的现实好像割裂成了轻快和沉重的两部分。被炸政府大楼前的广场本是苏联英雄的长眠地，这些墓并没有在“去共产化运动”中被拆除，而在广场深处新设立了哀悼阵亡乌军将士和牺牲平民的临时纪念展。一名老妇人缓缓迈向已经熄灭的长明火旁，在一座苏联英雄墓前放下红色康乃馨，静默片刻后又颤颤巍巍地向空袭残骸旁新设的战争纪念区走去，站定后仔细端详每一张乌军阵亡军人的遗像。灰白天色中，我们望见她的身影远去，这座城市恍然变得伤感。同一座广场，承载着两种相隔八十年的伤痛记忆，如此紧密地交织在当下。

　　尼古拉耶夫的心脏是曾为苏联打造巨舰的造船厂，它们连同遍布地下如血管般的自来水管道，都是上个时代留下的遗产。这场战争让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刻地意识到，它们不仅年久失修，改造起来也并非易事。2022年4月，俄军炸毁了从第聂伯河向尼古拉耶夫输送淡水的管道。赫尔松解放后，乌克兰人修复了这段管道。但2023年俄军又炸毁了第聂伯河下游的卡霍夫卡水坝，洪水损坏了供水系统的泵机和电子设备。直到目前，尼古拉耶夫都无法从第聂伯河取水。

　　为了确保居民有水，市政府不得不调用流经尼古拉耶夫的布格河的水源。然而，由于离海水更近，河口的水是咸的，并不适合饮用。更重要的是，遍布在城市每个角落的水管都是苏联制造，许多60多年都没更换过，咸水严重腐蚀了这些钢管，经常发生泄漏甚至暴裂。打开水龙头时，流出的是有刺鼻异味的淡黄色液体，甚至还能看到沉淀的铁锈，即便是煮沸也难以饮用，只能买瓶装水喝。城市里时常穿梭着拎白色塑料桶的老人，跟着他们总能找到停在某个街角的清洁供水车。“在他们脸上，我读到了曾是苏联海军工业骄傲的工人现在不得不去街上取水的羞辱。”旅居尼古拉耶夫的瑞士记者塞尔吉米歇尔在自己的博客中写道。

　　拉兹洛的种种观点和表现都更像是一个常听欧尔班讲话的匈牙利人。他显然受够了无休止的紧急状态，盼着早点和谈收场。“当然，你在媒体上从来只会读到Slava Ukraini（荣耀归于乌克兰）的口号，哪个记者也不会告诉你乌克兰人其实早就厌倦了战争、厌倦了基辅政府。”尽管拉兹洛本人也是2019年将泽连斯基送上总统之位的选民之一，但现在他感到一切都幻灭了。“他是个犹太人，所以才拿我们基督徒的命不当命！”拉兹洛睁大了眼睛，“有什么理由让我去送死呢？”为了表达反感，他不惜祭出阴谋论。

　　广场革命后，乌克兰开启了激进的教育改革。2017年新教育法规定乌语为公立学校从五年级开始的必修语言，从中学阶段起，学生只能通过单独的语言科目学习母语。此举本是为了“去俄化”，却“误伤”了许多其他少数民族，不仅引导致了乌匈关系的恶化，也引起了同样在乌有少数族裔的罗马尼亚、波兰等欧盟成员国的批评。此后，在欧盟干预下，草案经过多次修订，过渡期从三年延长至五年，终于在俄乌战争全面爆发后正式批准，但修改后的法律仅允许私立高等教育机构使用少数民族语言教学。

　　左右为难的局面驱使边境的匈牙利人向西逃离。事实上，近年来，特别是2022年后，外喀尔巴阡地区的人口构成发生了巨大变迁。正因为外喀尔巴阡从没有宵禁，很少成为袭击目标，一些来自东部和南部的乌克兰人认为这里是一个避风港而移居于此。乌克兰外喀尔巴阡州州长维克多米基塔2023年12月接受路透社采访时称，约30至35万移居来的人口选择在乌日霍罗德等大城市定居，让外喀尔巴阡地区的人口增加了约三分之一。然而，许多匈牙利族却早已移民了。一些匈族占人口多数的村庄已经成了“空村”。“只有那些融入乌克兰文化的人留下来了。”州长米基塔说道。

　　2010年欧尔班上台后不久就开始简化针对海外匈牙利人的入籍程序。乌克兰政府不承认双重国籍，一直试图阻止匈牙利向外喀尔巴阡的匈牙利族发放护照。但对于边境的居民来说，拿什么护照也许仅关乎生计。在这个乌克兰面积最小的州，平均月工资仅210欧元，而在匈牙利收入可达900多欧元。不仅如此，匈牙利政府还在外喀尔巴阡地区为寻求创业的人提供零息贷款——包括匈牙利人和乌克兰人，但一个关键要求是商业计划必须用匈语书写。

　　征兵队的说辞并非空穴来风。南部的罗马尼亚和摩尔多瓦边境确实是逃兵“走线”的热门选择。巴尔干调查报道网络（BIRN）2024年底发布了一项记者联合调查，披露了乌克兰强制征兵与男性公民非法偷渡的内幕。为了跨越边境进入罗马尼亚，一些乌克兰男子冒着生命危险穿越马拉穆列什山脉，一些人在蒂萨河溺亡，还有一些则因坠落山谷或失温而死亡。成功抵达罗马尼亚村落的人们通常都会受到当地人的热情款待，罗马尼亚警察也对此习以为常。在难民中心获得临时保护证书后，这些乌克兰年轻人大多会前往西欧，“奔向自由”。

　　“我们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匈牙利人和乌克兰人都无法相信对方国家现在还有‘正常人’。”《乌克兰、民族主义、少数民族》一书作者，匈牙利族学者齐拉费迪内克认为，外喀尔巴阡少数民族的处境成为两国的政治议题，双方的交流已经被过于简单、充满敌意的叙事所主导。切尔诺夫策的列夫琴科也描述了他的沮丧：“在战争之前，我们没有感到任何大问题的存在。有时我们觉得受了委屈，但我们会提出来，讨论，最后把事情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