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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像我们古人说的“穷家富路”，在家省吃俭用，出门光鲜体面、花钱大方。社会学上称之为“示范效应”，游客到了度假区、旅游区往往消费阔绰，当地年轻人一看游客过得这么潇洒，也跟着大手大脚花钱，不再储蓄。这样一来，旅游区的房价、物价都被抬高。比如，在没有游客的时候，村子里一个鸡蛋可能卖5分或1毛钱；游客一多，就可能涨到5毛甚至1块钱。既然卖给外地游客1块钱，卖给村里人自然也是这个价，于是村里不养鸡的人就吃不起鸡蛋了。因此居民开始抱怨，觉得游客的到来破坏了他们的生活质量，拉低了他们的生活水平。这时候就出现了一种对游客的“憎畏感”，既憎恨又惧怕。当地居民就是从这样的社会学角度，开始形成“过度旅游”的概念。

　　因此，后来像墨西哥的坎昆、马尔代夫这些地方，就想出一个办法：专门划出一片区域作为旅游度假区，与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空间分隔开来。像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原来旅游区和居民区是紧挨着的，现在印尼政府察觉到当地居民感到不适，便会划出一整个岛或半个岛，兴建大量酒店房屋。北非的摩洛哥也是这样做的，他们明确把旅游度假区与当地居民区分开，专门规划出一个城市新区。游客在里面怎么热闹都无所谓，反正都是外国人、外来游客和年轻人，对吧？大家喝啤酒、尽情玩乐。如此一来，就形成了一系列将社区与旅游度假区隔离开来的解决办法。

　　但是人类学家又会提出批评，认为传统村落保护的关键在于原住民的留存，如果村民都搬走了，那就不再是真正的传统村落了。因此他们主张应该让原住民和游客混居在一起。所以永远会有一些有意见的对吧，如果把两者分开，人类学家会说这样失去了“原真性”，最好能保持原有的社区形态。可如果真按“原真性”来，游客太吵闹、物价被推高，当地居民又会不高兴。所以实际上，无论是发展过度旅游还是适度旅游，确实需要看处在什么发展阶段，以及是从哪个专业的视角出发来看问题。

　　过去你看像去新西兰、澳大利亚旅游，还会被带到挤奶场看看当年牧民是怎么挤牛奶的，现在全是机器在操作。所以未来的人会没什么事情可做。比如，自动驾驶普及后，滴滴打车的司机可能就没了；未来送外卖也会没有人，全是机器人。我现在在洛杉矶街上走，近一点两三公里范围内，全是机器人在送外卖。这样一来，休闲最终会成为人类社会调控的一个基本手段。政府不需要再鼓励国民说“我们中国人是勤劳勇敢的民族”，因为勤劳反而可能带来麻烦，对吧？

　　所以未来，比如说你表扬一位干部晚上12点还在亮灯工作，他反而可能被举报到警察那里去，理由是“你不能加班”。因为你加班编辑写稿子，意味着其他人的工作就被你剥夺了，所以你只能工作到下午5点就必须下班。其实现在欧洲就是这样，周末很多商店不允许营业，如果违规开门，有人报警，警察立刻就会上门，因为你违反了保障劳动公平竞争的法律。这就是休闲社会。我今天发了一篇公众号文章说，大学不能砍掉文科。因为文科是让人心有所系，可以幻想、可以审美的学科，这正是人们闲下来之后可以做的事情。

　　未来休闲社会的时代，不会再出现你在北京上班，《环球》编辑部主任非要你打卡、问你来了没有，那是很stupid的做法。因为到时候你可以在全世界任何地方写稿、采访，工作完全远程化。所以未来那些风景好、空气质量佳、适合度假的地方，其实也就是你上班的地方。上班和休闲度假不需要分成两个地方，它们可以合二为一。因此未来的空间结构和土地利用方式都会发生改变。无论是人工智能的发展，还是社会自身的演变，休闲会成为社会的主流，毕竟未来很多人可能不再需要，甚至不再被需要从事大量的工作了。

　　第二个原因，过度旅游往往只发生在少数地区。你知道现在五一、国庆黄金周，大部分5A级景区人都不满，游客只会扎堆涌向全国那几个热点。如今自媒体特别发达，比如济南郊区有一堵墙，一个年轻画家在上面画了一幅画，围墙上满树的花变成一个少女的花冠，就因为这画在抖音、小红书上一发，全国人民都往这个“网红点”跑。现在社会有个特点，就是“无聊的人”特别多。郑州的大学生甚至骑一夜自行车去开封，就为了早上吃顿包子，结果几万人一起上路。再比如“王婆说媒”，全国人都开车涌向开封、大宋武侠城。

　　所以过度旅游并不会在所有地方同时发生，因为人们的移动总是集中在最热门的那些地方。比如中国有那么多博物馆，很多馆门可罗雀，一天到晚没几个人，但故宫却天天人满为患。因为人们心里有个念头，就是要选“全世界最值得去的”。你看书店里摆的那些书，什么“死前一定要去的100个地方”，美国就有这么一套书，告诉你哪些博物馆、图书馆、温泉、瀑布是必去的，列了100个，最后一律以“before you die”结尾。媒体这么一传播，大家就带着这本书，去一个地方打一个勾。所以那些排在前10、前100的地方肯定拥挤。但你知道中国就有两万多个景区，全世界更不知道有多少万个，大部分景区其实很平淡。所以对过度旅游也不必太紧张。每个国家也就那么几个热门城市会堵，比如一到假期，青岛、厦门、苏州、杭州、成都这些城市肯定人满为患。所以读者如果想避免过度旅游，就看看哪个城市在哪个季节人最多，尽量避开就好了。

　　我相信每个城市在不同季节都有它的特色，不一定非得挤在所谓“黄金季节”。过去很多城市为了宣传，总说“我们北京秋天最美”，结果大家都秋天涌来，就那么几片红叶根本看不过来，挤得不行。其实春天夏天虽然热，但你可以看到圆明园那种水光山色的美。所以每个城市除了告诉游客哪几天最美之外，最好能说明一年12个月各有什么好看、特色在哪里，并且要适合不同的人群，因为年轻人、大学研究生毕业的、和读过高中的人，他们想要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就能避免或缓解所谓的“旅游过度”。

　　再比如热带雨林，元朝时周达观写过一本《真腊风土记》，描述的就是柬埔寨。泰国（当时叫暹罗）打败了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几个国家，吴哥古城就被热带雨林几年时间完全覆盖了。清朝时期，法国探险家进去一看，根本看不到任何城市痕迹，只见丛林底下埋着许多精美的砖雕，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一查文献才知道，原来元朝时中国人就来过，记载中叫“真腊国”的首都吴哥城。我们现在去看吴哥窟，正是因为热带雨林把它完全掩盖掉了。所以在这种地方，人进去对生态的影响几乎不存在，其实是人“搞不过”生态。只要三年不进去，树马上就长满了。因此，不同地区的环境容量不同，对过度旅游的界定和要求也不一样。

　　一个地方的环境容量也包括当地居民。我们人分成不同性格，有e人i人，环境其实也一样。有的环境像“社恐”，来几个人就承受不了；有的则像“社牛”，人越多越热闹才越好。所以每个地区情况不同。比如，如果某个少数民族文化本身比较脆弱，像傣族，在没有外来民族进入、没有搞旅游之前，他们可能就穿傣族的筒裙；但旅游开发后，他们也开始穿牛仔裤、露脐装。大家到了傣族地区，看不到他们穿民族服装，也看不到在河里自然沐浴的情景，变得和城市居民一模一样，你就会觉得这个地方的特色消失了。

　　舞台化表演是旅游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就是让游客看原始居民怎么生活。但从人类学家的角度，你把我当猴子看也是不对的，我们当地的少数民族、和你们上海人北京人拥有同等的权利，我也可以选择穿丝绸、穿牛仔裤、穿进口衣服。有一部分人类学家认为，不能要求他们只能穿传统服装，否则就剥夺了当地人追求城市化、现代化的权利。所以这类话题一开会就吵个不停，有的人认为，为什么傣族的人不能穿北京小姑娘那样的衣服？可有些社会学家又说，一旦穿了就不叫傣族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对吧？在中国这样倡导人权平等、社会和谐的国家，最后大家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在舞台化表演期间需要穿民族服装给外地游客看，如果游客看到的和北京街头一模一样，人家北京人干嘛还大老远跑来呢？所以你也要穿，哪怕是假装穿、表演性地穿。因此我们称之为“舞台化表演”。毕竟不可能要求一直保持明朝或1970年代的生活方式，时代总是在进步的。

　　我曾经听一位藏族的高级领导讲，过去藏族的楼房都是用石头建的，窗子特别小，墙特别厚。建筑学家以为这就是藏族风格，所以每次盖房子或批评当地建筑时都会问：为什么把藏族的窗子开那么大？后来北四环上有一家藏文化博物馆的馆长，一位叫大丹增的教授说，在西藏解放前的农奴时代，只有领主、土司才能盖高楼、开大窗子，普通人是不能开那么大的。我第一次听到这话才知道，原来藏族人本来也是可以开大窗的。再加上现在有了双层玻璃和暖气，更不需要非得开小窗或不能开窗了。因为如果你到西藏度假，有一面大玻璃幕墙对着雪山，坐在里面喝奶茶，那感觉多舒服，而不是待在只有一点点小窗的阴暗房间里。所以这就是要顺应变化。

　　像冯骥才老师他的观点就有点绝对化。他曾和我微博辩论，说到了农村就必须保持明代那种农耕生活方式。可我心里想：你为什么不自己去村里住呢？跑到天津城里吹空调。农民也有权利装空调，也应当享受舒适的生活方式。你不能硬要求农村还得维持传统农耕，现在该机耕就机耕。非要坚持用牛耕的话你自己去，谁主张牛耕就让他住到村里去。很多搞摄影的、写诗的、写小说的人，总爱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要农民保持某种生活方式，但是自己又不去。

　　所以这其实说明，很多时候可以把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舞台化的方式保存下来。你很难要求一个民族完全停留在过去，比如不让爱斯基摩人穿羽绒服，非要他们穿兽皮海豹皮，这可能吗？为什么你们能过得那么舒服，却要我们坚守冰天雪地里最艰苦的生活方式？这本身就不是一种很好的价值观。我认为每个人都有向往文明、追求更好生活的权利。当然，在不同环境下形成的某种生活方式，如果我们希望体验，那可以付钱请他们表演一下就可以了。

　　吴必虎：对，因时而异，就是说要看不同的发展阶段；因城而异，是指不同地方情况不同；而因人而异，则涉及到东道主地区与访客来源地之间的文化差异。这种文化位差是正向还是反向？有时候我们甚至会人工营造一种文化氛围来服务旅游。比如近几年浙江有个很火的咖啡馆，它原本就是个采矿留下的大坑，一个石头池塘，现在一天能卖出上万杯咖啡。里面的设备故意做得很“土”，这就是设计师刻意制造的反差。因为反差本身就是旅游体验的一部分，人们去旅游，是为了感受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情感空间，并不是简单地从一座城市去到另一座城市。所以我们常开玩笑说：旅游就是“从自己待腻的地方，到别人待腻的地方”。这其实就是营造一种“文化位差”的体验。

　　吴必虎：如果这个地方的房子是宋朝的、明朝的古建筑，那真的不能破坏，也别过度使用，因为那是不可逆的。但如果是水泥、砖头、竹子搭的，弄坏了也没关系，反正现在还能再建，这不叫不可逆，顶多影响一点舒适感。比如说，为什么悦榕庄住一晚要几千块钱？那是少数人追求的“野奢”体验。而你去乌镇，上海人跑去度假，街上全是人，河两岸密密麻麻都是度假酒店，你要想找个安静不受打扰的地方就很难。这时候你花的钱，买到的就是这种比较拥挤的环境和度假方式。

　　市场就是这样运作的，你钱花得多，每个人占用的公共空间或度假空间就大；钱少，那自然就挤一些。土地和度假设施不是像国防、义务教育那样的公共产品，并非人人都必须平等享受。度假不是基本权利，你需要通过相应的价格来换取相应的资源占用权。不能因为要求“不过度旅游”、让所有人都安静，反而造成另一种不公平——当地想多赚点钱，投资人也想要回报，我辛辛苦苦挣来的钱花出去，却还得忍受吵闹；你没花钱反而享受清静，那就不公平了。所以这是一个动态的尺度，没有唯一的标准，关键看是不是“过度利用”。

　　后来，他们就采取了发展乡村旅游的办法，把村子弄得好看一点、好玩一点，加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体验，再做一些宣传，很多人就开车去村里住了。通过乡村旅游，确实能让乡村重新振兴，提升了村庄的活力。但由于其中一部分，我说的是少数村子实在太好玩，距离又近，还能看到阿尔卑斯山的雪山、山脚下的桃花这类特别极致的景色，就容易拥堵。这种人们追求利益最大化、观赏体验满意度最大化的心态，也会导致拥堵或过度旅游。这种情况下，村民又觉得不行，因为影响了他们的生活秩序和生活方式，店里超市的东西变贵了，卖的不再是他们日常需要的，全是文创产品。于是，冲突就出现了。

　　但在中国，情况不同。比如大家小时候都知道，地主被枪毙后，房子分给农民，所以这些房子并不是个人私有财产。即便在农村，宅基地也不是完全归个人所有，它属于村集体。女儿出嫁后宅基地可能被收回，新娶的媳妇过几年才能重新分到一块。因此，产权是不稳定的。在这种土地制度下，中国反而很难处理好因过度旅游引发的冲突。因为政府希望旅游继续发展，未必会充分听取当地村民的反对意见。最典型的例子是安徽的西递、宏村。宏村就出现过这种情况，当地居民非常反对游客，因为他们只能分到很少的钱。县政府和北京一家公司把整个村子承包下来，门票销售权完全掌握在政府和开发商手里。开发商几乎没做什么实质投入，只修了个停车场就开始分钱，老百姓当然有意见。于是他们故意和游客作对，比如在游客经过的地方往墙上抹牛粪，甚至游客随便拍他们家院子也要收钱。

　　按理说，祖宅确实是老百姓自己的房子，这就造成了利益分配不均，理论上房子是村民的，但实际上产权归村集体。而村集体往往又拗不过县级政府，县政府直接把经营权转让出去了。这种情况在欧洲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欧洲每一栋房子都是私人所有。他们会通过村民委员会或小镇议会，议员也是选出来的，根据大家的意见来决定是否允许外人进来、放多少人进来，是放有钱人进来还是有文化的人进来，他们都可以自主选择。私有制和公有制在应对过度旅游时，处理方法完全不同。所以，把欧洲的过度旅游案例照搬到中国来一点用都没有，因为土地制度根本不同。

　　再比如，他们可以派警察来赶你走，办法多得很。因为欧洲和美国的私有财产权非常强大。举个例子，在美国，如果政府官员或警察未经许可进入私人住宅，屋主甚至有权开枪，开枪者可能不承担法律责任，因为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包括街道也是，欧洲很多古老小镇的一条街可能不属于政府，而是某个家族的。我记得华尔街就有一条街是属于一个家族的，一年中有半天会封闭起来，宣誓“这是我家的路”，但其余364天都向公众开放，公交车也能通行。在这种制度下，防止过度旅游在欧洲基本上不成问题。

　　所以这其实并不完全是过度旅游本身造成的，更多是热点旅游地区的治安或社会治理能力不足。他们没有像我们这样强有力的街道居委会自愿维持秩序，每个人都是自顾自的。当然，西方社会在资源调配上的表现不同，比如在文物古籍保护、公共图书馆服务、流浪猫救助这些方面，像“Volunteers”这类志愿者组织很多。但在旅游景区那种人多混乱、需要维持秩序的场合，却基本上没人管，因为他们认为那是警察的职责，普通市民没有执法权，也不会主动介入。

　　吴必虎：研学旅游和过度旅游，不是同一个话题。过度旅游你说人太多，要让人变少一点，同时提高人均消费，这有点像中国政府的思路，外国人一般不这么想。当然他们也会说要提升目的地体验和质量，但很少有政府会专门制定计划，要求几年内游客量下降、人均消费提高，因为那属于政府干预市场了。例如像Holiday Inn（假日酒店）、Marriott（万豪）、地中海俱乐部，还有开发旅游产品的航空公司，这些企业可以提出一些要求，但政府很少直接设定这样的目标。

　　那么，如果一个地方想让城市安静些，不欢迎只来拍照的游客，而更希望吸引能住一两周打高尔夫的人，他们的小城议会会根据市民意见调整政策，不存在我们这种“政府规划思维”。但中国政府确实在这样做，比如苏州、杭州、青岛这些热门城市。前天我在青岛见到文旅局副局长，他说青岛真倒霉，每隔几个月就出负面舆情，影响城市形象。这说明什么？政府正有意识地采取措施，希望减少负面舆论、让更多人喜欢来青岛。其中一个办法就是控制游客数量，同时鼓励游客多花钱、多待几天。但这种做法不能大张旗鼓宣传，因为城市是人民的城市，无论穷富都有权来青岛，有权免费参观博物馆。所以最终还是要靠具体做旅游产品的央企、国企或民营企业来落实，政府只能在背后支持。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城市里人们划着“贡多拉”那种小船，体验还挺好的，连市内公共交通也是船。但由于城市污水排放、人流压力，加上地面下沉，公共设施维护已经让政府负担不起，于是就想办法增加收入来维持城市运转，所以才开始对坐船收费，过去是不收门票的，现在也收了。其实这个道理跟我们凤凰古城收费一样，后来合同到期再收钱，老百姓不答应，凤凰古城就免费开放了。所以该不该收费，确实是当地自己的权利，因为城市维护需要公共财政支持，而公共财政原本靠餐馆酒店税收来共同防止海水淹没城市、提升基础设施和水下设施。当这些收入hold不住时，收费就成了选择。但这并不是过度旅游造成的，而是环境演变带来的压力。

　　吴必虎：当然不是，人才几斤重？下沉主要是自然变化。曾经有个官员很愚蠢地说，三江源冰川不能开放，因为游客呼吸会把冰川“融化”了。这就像蚂蚁和泰山比，蚂蚁爬多了能把泰山压沉吗？不会的。哪怕你用火焰喷射器对着冰川喷都没用，因为冰川面积非常广大，人的力量是很小的。冰川变化是太阳活动、月球引力等千年周期影响的结果，每500年左右就会自然变暖、消融，跟人没什么关系。所以威尼斯下沉也和游客无关，游客多了反而可能带来更多收入用于填岛，或许还能帮助城市减缓淹没。

　　因为在浙江高速公路上抛锚拖车免费，大家就更愿意去浙江旅游，所以当地能赚更多钱。实际上杭州历来是“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全国人民都在宣传，课本也在宣传，它早就过度旅游了。但我们很少听说杭州像厦门鼓浪屿那样，疫情期间本地人和外地人上岛码头不同，引发游客不满；也没像青岛那样老有舆情，或者大连那样出现打人事件。杭州这么多年没多少负面舆论，但它接待的游客量早就超过这些城市了。这说明杭州在过度旅游管理上，确实有很多办法。

　　第二，欧洲人已经没必要非得去巴黎了，因为他们去过n次了。他们会去找那些村子、舒服的地方度假。而且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老板如果周末让员工加班，想都别想，周末假日联系下属是违法的，至少不被企业文化认可。所以老板自己也度假去了，大家都会选择那些轻松舒服的度假产品。法国能做到这一点，首先是因为游客以邻近的欧洲人为主，欧洲本身人口密度比中国小得多。其次，欧洲是带薪年假制度，和中国不一样。中国是集中放14天公共假期，全国统一时间高速公路免费、统一放假，这种假日模式注定导致拥挤。而法国人可以自己协调休假时间，但大部分集中在夏天，8月份连办公室都找不到人。

　　吴必虎：很难做到，因为基础设施投资非常昂贵。如果投资一条路，没多少车走，收不回成本，没有企业愿意干。就算国企也是企业，要考虑效益。当然，像为了收回藏南地区而修国防公路，可以不考虑成本，但大多数基础设施是根据需求预测来投资的。法国能做到均等化，是因为国土大部分不是山区，是大平原或草原，路网密度自然容易均匀。中国只有在胡焕庸线以东相对均匀，到了新疆、西藏、内蒙古，基础设施就很稀疏，如果铺得太密，既不经济也不划算。

　　我们能做的，是让信息更容易获取、更新更及时。我最近在美国和中国内地开车，发现百度地图比谷歌地图好得多，比如它会提示下一个红绿灯还有几秒变绿、能不能通过。谷歌地图因为推出早，提示比较简单，智慧导览功能就不太行。所以通过智能化导航，比如某个地方已经过度旅游了，它会建议你别去那边，中国已经做到了这一点。因此，信息化、信息共享、景区的智慧旅游设施，可以适当缓解一些过度旅游或高密度、高强度的状况。因为有的人不愿意太吵闹或排长队，会主动放弃最优选择，转向次优方案，这样就能减缓一些压力。所以技术上的智慧信息化可以适当缓解，但不能彻底消除，因为这是人性决定的。

　　古代像徐霞客、周达观这样的，严格来说不算旅游。周大观是元朝政府派往外国的使节，虽然他自己不是大使，可能担任秘书或机要职务，因此会做记录。徐霞客则更偏向科学考察。他家境富裕，母亲是江南丝绸纺织业的大老板，所以他算是“富二代”，有经济条件支持他长途旅行。但这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旅游，因为旅游的本质是外出休闲、提升生活质量，或通过研学、户外教育“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属于教养的一部分。而在农业时代，大部分人连村里的私塾都上不起，更负担不起这种教育性的旅行。只有少数权贵阶层才有机会到其他城市游历天下。所以基本不用讨论古代的旅游业及其困境，也不存在过度旅游这样的概念。

　　那时候在欧洲和其他非中国地区也一样，圣诞节期间酒店全爆满。比如阿尔卑斯山滑雪场，一票难求，房价翻好几倍。他们通过市场手段调控，比如涨房价或其他方式，欧洲可没有物价局管，我们国家有发改委、物价局，但他们是你情我愿的自由买卖。所以滑雪旺季时，一个床位可能从原来的500美金涨到1000甚至1万美金。这就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政府从来不管。但过度旅游肯定存在，因为圣诞节所有人都在放假，学校、企业都休了，景区自然挤满人。

　　吴必虎：过去的旅游还是少数人，或者说是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中产阶级参与，远未达到全民旅游。旅游业内常提“大众旅游”，但中国连大众旅游都还没完全实现。我记得总理生前说过，中国还有10亿人没坐过飞机，只有三四亿人坐过，这说明航空市场潜力巨大。如果这10亿人都坐飞机，恐怕全世界的天空都会被中国航班占满。到那时，可能需要通过多种途径提升交通可达性。中国近几年高铁、高速公路网、汽车普及率都在提高，政府也在鼓励老百姓买电动车，以减少污染等等。

　　另一个变化是，过去我们把旅游视为经济行业，要创造收益、带动就业、增加旅游收入。但未来，随着人工智能普及，很多人可能找不到工作，或者说不需要工作，形成一个“休闲阶级”。因此，未来的旅游可能成为维护社会稳定的一种方式。比如现在维稳是盯着网络敏感词、看有没有人发煽动性帖子，对吧？未来维稳部门可能要看看谁闲着没事、可能闹事，赶紧发根鱼竿让他钓鱼去，旅游就变成维持社会稳定的手段了。这是未来旅游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因为旅游最根本的目的之一，就是让大多数游客在当地多待几天，多待一小时就多赚一小时的钱。所以所有旅游城市都会想办法延长游客停留时间。你看统计数据显示，西安的平均停留时间从1.8天提高到1.95天，市长向上汇报政绩时，这就是个成绩。延长停留时间确实是各地努力的方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体验，恰恰能延长游客停留时间，缓解热门景点的压力。因为非遗可以移动展示，不像故宫、布达拉宫不可移动，可移动的文化体验，能有效分散客流压力。

　　因为文化保护首先要靠人类学家、民族专家和传承人进行现场记录，包括录像、录音、拍照、素描，用于研究，让传承人把原真的文化传承下去。但这并不妨碍法国设计师来中国采风，然后回法国设计带有苗族或傣族元素的服装。这些服装只是提取了民族元素，并不要求完全复制原貌，因为服装总是基于当地的生产生活方式，比如傣族生活在炎热的热带，以水稻耕作为主，而巴黎是地中海气候，不热也不种水稻，所以傣族服装没必要在巴黎原样重现。这就是文化的演化，一种自然的流变。对傣族来说，我认为法国人来采风越多越好，在巴黎时装周上展示的傣族元素越多越好，这反而传播了傣族文化。设计师没有照搬原貌，并不意味着傣族文化受到伤害；相反，它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让更多人知道了傣族这个民族和它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