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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末日恐怖之中，重新申明艺术的力量。”这是诺贝尔文学奖对他的判词。早在上世纪，批评家苏珊桑塔格就称他为“匈牙利末日大师”。他笔下的世界常被启示录式的末世氛围所笼罩：破败的村庄、失序的城市、毁灭在即的文明景观。他的成名作《撒旦探戈》描绘的正是一个末世般的荒原村庄——匈牙利大平原上一处偏僻聚落终日阴雨连绵，十二个穷困潦倒的村民陷于绝望与混乱之中。行骗流浪汉伊里米亚斯突然回村，引得众人视他为救世主般狂喜地追随，宛如跳入一曲魔性的探戈舞步。然而，这场“救赎”最终被证明不过是魔鬼的诱骗，村民们在幻灭中走向更深的沉沦。在1989年的《反抗的忧郁》中，一具巨鲸尸体成为引发镇上暴动的奇异装置，人们陷入无所适从的恐慌。

　　如本雅明笔下的“新天使”般，克拉斯纳霍尔凯高振翅膀悬挂于末日现场，始终睁大双眼，凝视人类灾难之堆。他以俯视视角写人性，将欲望、恐惧与骄傲织入句端，每个角色似乎都悬于灾难与可能的救赎之间——他称之为“纪律化的疯狂”。1999年出版的《战争与战争》集中展示了他这种“叙事中的叙事”技艺，游移不定的言说主体不断被挤压审视，文字本身成为他试图阐释的“创造空洞又填充空洞”的“空洞”本身，世界从而无限坍塌为想象的一瞬。

　　菩萨低眉，以示见不得众生皆苦的仁慈；但作为他笔下反复召回的意象，克拉斯纳霍尔凯的天使总是降临于末日现场，始终大瞪双目，作为历史废墟中的审视装置，逼迫个体在逼仄现实与超越性之间承受一道无法闭合的缝隙。2008年出版的《西王母下凡（笔者暂译）》（Seiobo There Below）里的“天使”，以“审视者”的力量潜伏在图像、光线与注视里，变成了让凡俗意识瞬间破防的凝视与光芒本身。而在他的最新小说中，在战争这一极端现实、正在发生的末日过程中，天使的经过不是赦免，而是一种被迫承受的清醒。正如他本人所说，“启示录不是一次事件，而是一种持续的审判”——“艺术的作用”，只是在边界线上让我们承认“那的确有某种在远处的东西”。

　　写到此处，诺奖对克拉斯纳霍尔凯判词中的何谓“艺术的力量”、何谓“如何重新申明”，似乎也分明了。换句话说，克拉斯纳霍尔凯的“艺术的力量”，透过他笔下“天使”的显形，既是艺术中的灵在，也是现代性的检察官。它不授予救赎，只把我们放回废墟中央，要求我们直视。他的写作伦理中有一种近乎宗教式的执念，不避讳残酷真相，也不轻易媚俗地提供慰藉。他的长句与极度延宕的语流像一束不容转移的光，令读者无法通过段落与句号逃逸，在持续的注视中承受意义的迟到与逼近。

　　但也如作家哈里昆兹鲁（Hari Kunzru）所评价的，克拉斯纳霍尔凯的叙事同样是“充满人文关怀的洪流”，以无比宏大的好奇心包容世间万象，而这种好奇心源自他对人类终极处境的关切与对“现实的真实”的执着。克拉斯纳霍尔凯无数次在公开场合强调，人类要直面当下的现实，不应逃避于未来幻想。他认为自己坚持的是一种“无妥协的人文主义立场”，用漫长而完整的句子容纳那些无法简化的人类经验。克拉斯纳霍尔凯所“重新申明”的那种艺术力量之所以举足轻重，正在于它所采取的形式——一种对现实深处持续观察与批判的方式。这种写作超越个人经验，直指人类文明结构中的病灶。

　　“句号属于上帝。”克拉斯纳霍尔凯如是说。凡尘俗世中那些需要巨大勇气才能表达的爱与痛，不可能被切割成短促的片语句读，只有不间断的长句，才能承载我们这个支离破碎世界中的全部矛盾与丰富性。他选择以一种近乎史诗的连续笔触，来对抗现代生活碎片化、浅薄化的倾向。这正是克拉斯纳霍尔凯的写作伦理所在：以克制而彻底的讲述，穿透历史和个体记忆的迷雾，试图寻找哪怕渺茫的真相。而在那无法闭合的缝隙之中，文学还能留下什么？这或许正是我们每年将一个晚上的精神关注投射向诺贝尔文学奖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