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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认为马尔萨斯机制主导着前工业革命时代的经济。在马尔萨斯机制下，人口压力导致人均收入停滞不前。一种现代观点认为，现代经济增长克服了此类人口负反馈效应。这一观点特别受经济学家的欢迎，在历史学家中也很司空见惯。工业革命的意义在于资源产量增长“跑赢”了人口增长。为什么资源能够胜出？随着资源开采技术的不断提高，人类能够更好地开采一直拥有却无法利用的资源，可用资源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加。三个基本因素促成了这一现象。第一个因素是创造力。在马尔萨斯模型描述的“有机经济”中，动植物构成能源基础，四处可见的水力和风力作为补充（Wrigley,1987,1988,2004a）。有人说，在工业革命推动之下，英国经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转而以矿产和化石燃料为物质能源基础，从而增加了可供经济支配的有效资源。铁和后来的钢材取代了木材，煤炭取代了畜力和人力能源。虽然这一观点可能低估了1700年之前的经济对风力、水力等无机资源的依赖程度，但是大体上贴切地描述了当时的真实情况。人们本来以为固定不变的土地供应增加了，就可以提供更多的粮食、能源和原材料。在18世纪，英国加大开采自然资源的力度，这并不是因为它面临来自需求侧的压力，而是因为矿物开采、运输和利用所需的知识在不断增加。第二，英国日益依赖进口资源。英国盛产矿物质，但是矿物质不能当饭吃。不过，英国可以从海外一些国家进口粮食。这些国家拥有更多或更肥沃的土地，因此粮食生产成本更低，这是英国无法比拟的。为换取粮食，英国出口工业制成品和矿物资源。第三，人们终于决定少生孩子。在过去，除了爱尔兰以外，英国人口不断增加，但到了19世纪，收入增长速度开始超过人口增长速度，且领先幅度越来越大。当出生率开始下降时，两者之间的差距迅速拉大。

　　人们经常提到，在马尔萨斯撰写颇具影响力的著作《人口论》（Malthus, 1798）时，它已经不适用于当时的情况了。也许事实就是如此，不过我们有理由相信，即便在此之前，他的模型充其量只不过是相当粗糙地近似描述了当时的情况。书中最著名的理论是“工资铁律”。该理论认为，从长远看，人均增长注定失败，因为人口增长将抵消它。在一定程度上，下列证据能够证明这一理论是错误的：尽管依据现代标准，经济增长速度很慢，但从长远看，经济仍保持了增长。农业、矿业和航运业的生产力得到提高；与1400年相比，到1700年可供英国普通人选择的日常消费品要丰富得多。大多数学者估算1750年之前的经济增长率在0.2%至0.3%之间（Snooks,1994；Maddison，2002，第46页、第90页）。按照这一增长速度，人均收入每250年到300年翻一番。

　　此外，支配人口波动的力量似乎远比人均收入因素要强大：疾病和传染病发病率似乎遵循自身规律，并且可以归因为外源微生物事件，以及马尔萨斯所说的“积极抑制”（positive checks,又译为现实性抑制。——译者注），即死亡率对人口过多问题做出的内生反应（Goldstone,1991）。气候波动同样对生产力产生了显著的影响。此外，一些经济学家，例如荷兰经济学家伊斯特·博斯鲁普，对经典的马尔萨斯模型提出批评。马尔萨斯认为，人口增长会导致收入减少，进而导致人均收入减少。这些经济学家则认为，马尔萨斯低估了社会通过更加密集、高效地利用相对稀缺的资源适应人口压力的能力。

　　有鉴于此，通过利用更好的技术摆脱马尔萨斯“体制”只是英国经济转型的一个侧面。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经济史学家受道格拉斯·诺思创新著述的启迪，开始重视制度因素，即经济游戏规则、此类规则背后的信念，以及人们是否遵守此类规则。在有文字可考的大多数历史时间里，经济增长的头号敌人并不是人口压力，而是剥削者、海盗和寄生虫。经济学家将寄生虫委婉地称为“寻租者”。寻租者不愿从事经济生产活动，认为抢劫和掠夺他人劳动成果会更省力。寻租者包括国王或主教的税吏、拦路抢劫的强盗、腐败官员、贪婪的地方垄断势力、严格控制进入和生产活动的同业公会，或者来自邻国的侵略军等。他们侵略性的寻租行为经常导致经济活动停止，而增长取决于经济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从真正的辩证关系看，增长自掘坟墓，创造了导致自身衰亡的条件。米兰、安特卫普、马格德堡等富裕城市招致强邻的嫉妒和贪欲；后者围攻、洗劫这些城市，并对它们课税。只有威尼斯、荷兰共和国沿海省份等少数地区凭借独特的地理特征，才得以幸免于难，不过即便如此，它们也不得不将大部分经济盈余用于防务。

　　从两个方面来讲，英国极为幸运。首先，作为一个岛国，它面临的安全威胁没那么紧迫。不过正如西班牙“无敌舰队”证明的,英国并非高枕无忧，不存在安全威胁。此外，身为岛国并不是抵挡外国侵略者和掠夺者的充分条件（爱尔兰和菲律宾不幸地认识到这一点），但这仍是一个有利条件。此外，仅仅阻止外国劫掠者是不够的，毕竟大多数寻租活动都是地方显要和恶霸开展的。在17世纪，英国社会能够极为有效地制约势力最大的地方恶霸，也就是国王。英国人认为，除非征得人民同意，否则统治者不能征收赋税。这一原则体现在1689年《权利宣言》第四条款（“未经议会授权，为国王或供其使用而征税……是非法的”），它应被视为英国在制约此类寻租活动方面迈出的重要一步（North and Weingast,1989）。不过在18世纪，英国寻租活动非常活跃：规章制度和限制仍可以通过很多方式攫取我们所说的“生产性”人员创造的财富，将它重新分配给拥有政治影响力或传统特权的人。

　　在18世纪中叶之后，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再分配活动节节败退。如果不清楚这一点，我们无法正确了解英国在本书讨论的这段时期内的主要经济史。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抨击重商主义，在反重商主义战役中开辟了一条战线。作为寻租的正式表现形式，重商主义曾一度主宰着欧洲的多数商业政策。亚当·斯密对这一“重商主义体系”进行笔伐。不过在当时，“重商主义”一词还没有出现。在1700年左右的欧洲大部分地区，政府和经济利益团体结盟，相互满足对方的迫切需要。政府获得急需的税收；特殊利益团体则获得保护和其他排他性租金。不过，英国是另外一番景象。当时，垄断势力、工人社团等阻碍人们自由、不受限制地从事经济活动，激起民众日益高涨的厌恶情绪。因此，人们指责政府管制、垄断、特权、对外和殖民贸易中的寻租活动的合法性。当权势力遏制古老特权的决心愈发坚定，这其中包括名不符实的“自由”（即特权）。“自由”赋予特定群体权利，在法人化的城镇行使垄断权，严格管制学徒。

　　在18世纪，英国经历了诸多变化；基于削弱经济规则及其执行力度的经济自由只是其中之一。在欧洲大陆，法国大革命爆发，并在拿破仑军队的刺刀之下蔓延至其他国家。英国经历的变化必然与这些事件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在北美，这些变化与下列事件混合交织在一起，即美国革命，以及美国经济增长的制度基础的出现。在英国，戏剧性事件更少，而且不是所有事件都明确指向自由化。尽管如此，英国在犹豫不决中慢慢地发展成为一个更加开放、竞争更为激烈、经济选择更多的社会。等到维多利亚女王登基时，英国已经发展成为人们所期望的自由放任经济体，寻租活动也行将销声匿迹。不过，英国选择信任自由市场，当然有一些人认为这一信任过头了。英国意识到这一制度的智慧。作为所有制度变化之母，这一转变需要赶在经济增长成为常态而非例外之前实现。

　　一个成功的经济有赖于良好的制度为商业、金融和创新活动提供适当的激励。不过，我们不可能设计出一套普遍适用的“最优”制度。制度应适应环境的变化。因此，重要的是，制度应具备灵活性，能够随着环境变化而变化。这就需要下列两种规则，即确定经济游戏方式的规则，以及在必要时能够尽可能以零成本改变上述规则的规则。换言之，它需要元制度（meta-institutions）。此类元制度能够改变制度，而且人们在自身利益因此受损的情况下也能接受此类变化。制度之所以发生变化，并不是因为这样做有效率，而是因为支持它们的关键人物的理念和信念发生了变化（Greif,2005；North，2005）。尽管一些经济学家可能怀疑文化信念能否为经济变化提供支撑，但是我们在讨论18世纪时无法避开意识形态和制度变化问题。

　　不过，单单依靠制度变化是不够的。还有一个因素妨碍前工业革命经济体向前发展，并阻挠可持续增长。它们可以选择的技术非常有限。一个事实再明白不过，那就是在许多生产活动相关领域，人类掌握的知识还不够，无法有效地运用技术，解决导致生产力低下的瓶颈问题。当然，我并不是说，在工业革命前，技术处于停滞状态。到了1700年，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虽未掌握基本的钢铁冶金术，却生产出高品质的钢铁；不了解酵母发酵原理，却酿造出啤酒；不了解遗传学，却能够进行动物育种；不掌握基本化学知识，却能够混合元素和化合物。他们不了解热力学，却能够操控能量；不掌握土壤化学知识，却知道要给土地施肥。人类在试错和机缘巧合中发现了新技术，有时新技术带来了非同寻常的进步。令人吃惊的是，人类与此同时也犯下了一些惊人的错误（特别是在医学和农业技术领域）。在现代经济增长历程中，发展可用技术的问题处于中心地位。正如我们将在后文看到的，将自然知识转化为技术的过程是一条双行道，从实践到理论和从理论到实践这两个过程同样重要（人们对后一过程的讨论更为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