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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认为，中国当代文艺作品的独特内核，是敢于想象未来、抗争命运、改造社会的精神气质。与西方现实主义力求刻画社会阴暗面与绝望处境的“照相写实”不同，中国创作者笔下的主人公们，始终对明天“应该是什么样”，自己“应该做什么人”满怀憧憬。这种对未来的应然性想象，体现为《漫长的季节》中面对生活剧变时的“向前走，别回头”，体现为《三体》强大而残酷的宇宙法则下拒绝被他者奴役的船员的选择，更体现在《黑神话：悟空》中每一位“天命人”化身“大圣”的反抗之旅中。当代中国文艺所书写的故事，强调了人们拒绝以动物性的欲望应对绝望现实，始终保持绝对主体性，寻求能动地改造世界的革命情怀，也超越了个人英雄主义的塑造，歌颂普通人通过实践成为英雄的可能。

　　作者指出，三组对比中体现出的审美取向的分野，折射出21世纪中美两国对未来与现代性的想象差异。中国优秀文艺作品中的开拓精神，恰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性扎根现实、赞美人性的根本特征；对希望、未来以及人的主体性、能动性的赞美，也正是我国20世纪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历程的鲜活遗产。从中继承的革命气质，塑造了今日中国与西方迥然不同的乐观奋进的文艺取向，为当代全球普遍的精神危机和社会挑战，提供了具有建设性的参。

　　近年来，中国的文艺作品，在全球文艺整体碎片化、分众化、消极化的潮流中逆风而动，贡献出多部带有积极表达的破圈大作。当我们将这些作品与产生于美国文化的同母题文艺作品进行比较时，二者截然不同的精神气质及其背后所代表的不同现代性取向，则体现得更加明显。借由这些对比，我们可以看到社会主义现代性如何与中国20世纪以来的革命历史与现代化进程相结合，塑造了今日中国独特的精神共识与价值取向，以及这些思想资源如何转化为当代文艺作品的独特“中国”表达。

　　作为中美两国各自的现象级文艺作品，《漫长的季节》与美版《之徒》中的主要角色都经历了生活与周遭秩序的轰然倒塌，然而，他们面对被摧毁的生活的态度却截然不同。《之徒》中的主角加拉格家族的成员们以欲望、犯罪等方式表演着对生活的对抗；而《漫长的季节》中的主角，则在“向前看，别回头”的呐喊中，互相搀扶着走出了困境。可见，相较于同期的美国社会，中国社会更敢于想象一个美好的未来。这种信念，由社会主义理想塑造，在中国革命与现代化进程中被印证与强化，并作为社会潜意识，为今天的中国文艺提供了思想养分。

　　这种基于未来的应然性想象，正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性的根本特征。社会主义必然是扎根现实、赞美人性、面向未来的意识形态，如果不相信人能够得到彻底的解放，人类可以通过自身的奋斗创造出更加平等与幸福的未来社会，则社会主义在逻辑上便没有存在的意义。与此同时，中国人又用百余年的革命与奋斗，在事实层面证明了我们有能力开创想象中的未来。正是在理念与经验双重促进下，“向前看”战胜了历史循环论，对美好未来的积极想象更是作为社会主义现代性的有机组成部分，被全面植入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之中。“明天”“未来”等词，因而高频出现在中国的文化作品及精神生活中。[1]

　　反观《之徒》中的加拉格一家，作为美国底层“无领阶级”的典型代表，他们不相信未来。因此，他们将“合理 、道德无用”的“生存”哲学合理化，并将之升格为对抗无望生活的方法。本剧中几乎所有角色，都通过满足欲望化解自己的存在危机：性、酒精、毒品、犯罪（暴力欲），成为他们对抗生活虚无和自我否定的惯常手段，不断向观众重申“欲望即是人性”，只有如此，生存才有意义。剧中的主人公以一种回归动物性的方式，应对自身所面对的绝望社会现实。这种通过自我“非人化”，从资本主义的异化中“金蝉脱壳”的策略，虽显残忍卑微，却又异常真实。

　　…这对于资产阶级现实主义者是一个大有收获的时刻。他要用静止的眼光“如实地”写出这一切。请想象一下，人们正在兴建一所房子，等它建好，将是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可是房子还没有建成，您便照这个样子描写它，说道：“这就是你们的社会主义，——可是没有屋顶。”您当然是现实主义者，您说了真话；但是一眼可以看出来，这真话其实是谎言。只有了解正在兴建的是什么样的房子以及如何建造的人，只有了解这所房子一定会有屋顶的人，才能说出社会主义的真实。不了解发展过程的人永远看不到真实，因为真实并不像它的本身，它不是停在原地不动的，真实在飞跃，真实就是发展，真实就是冲突，真实就是斗争，真实就是明天，我们正是要这样看线]

　　恰恰因为《之徒》不知道要“兴建的是什么样的房子”，所以它只能讨论“没有屋顶”的现实。一方面，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梦”逐渐解体，美国社会日渐撕裂，共识不复存在；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生成逻辑中，“未来”本就是服务于刺激当下消费的幻影。没有今日的消费，就没有繁荣的未来。而当“脱嵌”日渐显著，经济的增长加速背离了社会的发展时，“今天”的消费甚至可以取代“未来”的繁荣，以个体的欲望压制社会的可能，在拒绝根本性变革发生的同时，将人彻底异化成消费的终端，让资本在虚无主义的消费狂欢中加速自我繁殖。自诩反抗的《之徒》，实际上是为这一体制保驾护航的文化产品。

　　值得庆幸的是，今天的中国仍有文艺创作者自觉或不自觉地继承了社会主义文艺对“真实”的能动性理解与对美好未来的期待与展望。所以我们才能够看到，满目疮痍的中国亦是点燃星火的《觉醒年代》；所以西海固的漫天风沙，终究遮不住脱贫攻坚的《山海情》；所以《流浪地球》2000余年后，鲜花会再一次绽放在地表之上。所以，《人间正道是沧桑》中，主角会向自称现实主义者的起义军官解释：“吃饭穿衣还不是现实的本质，那么真正的现实是什么呢？是革命的理想主义者们，赢得了理想中的今天。”

　　克苏鲁神话的常见故事进展，是主人公偶然听说了或了解了与某些神秘的远古邪神有关的奇闻、传说、遗物或秘本，并在探寻真相时，由于无法理解其力量而陷入混乱，最终完全失去自我、陷入疯狂，或被异化为某种非人的服从性物种。这种由不可知论和“对未知的恐惧”杂糅而成的奇异氛围，常被描述为克苏鲁神话或洛夫克拉夫特式的“宇宙恐怖”风格。虽然学界曾提出，洛氏奇特的文风主要来自其不幸的家庭生活、糟糕的健康状况、恶化的财务情况及失败的求学经历等，[3]但倘若进一步将其作品中的他者抽象为一种不在乎人类，但存在于世间的强大力量与秩序，我们或许可以大胆推测，“克苏鲁”所代表的强大但不可名状的恐惧，就是洛氏对资本主义的恐惧。

　　首先，洛氏的创作高峰恰在其糟糕的纽约生活（1924~1926）之后。作为一名生于新英格兰富裕家庭的乡村青年，他在纽约经历了感情失败、经济崩溃、社交困境等多重困局，其作品的风格也在这一时期转向晦暗。在他编织的恐怖故事中，主角无法摆脱那个外在的、不可捉摸的力量，越是挣扎，越是绝望；如同以他为代表的许多个体，面对柯立芝繁荣中资本高速运转的纽约，能感受到其中蕴含的巨大力量，但无论其如何努力，却无法真正融入，只能成为一个被人鄙夷、遍体鳞伤的“外乡人”（这也是他小说的题目）。

　　更为重要的是，洛氏的作品中，“人”是被这种可怕的外界环境所定义的：除非臣服于作品中的他者，被异化为某种彻底失去自我的非人形态，否则必然会面临死亡或毁灭的命运，无法逃避、无法对抗、无法理解。甚至，尝试理解这种力量及秩序的行为，反而会招致更深刻的绝望，乃至被人认为是一种疯狂。如此一来，所有的情感与人性均变得毫无意义，唯有生存在不可知中的恐惧成为唯一的真实，而这何尝不是当时无数失意美国人，在“手停口停”的生活中，面对咆哮的现代资本主义时的图景呢？这种恐惧至今仍未消失，当下我国社会中弥漫的焦虑，乃至近来国产文艺作品中愈发常见的克苏鲁神话的影子，或许同样是一种时代回响。

　　然而，面对强大的他者，刘慈欣的选择却截然不同。在三体宇宙中，法则虽然残酷，人类虽然渺小，但这一切都是可以被理解的。克苏鲁神话是反现代的，它是无法理解与适应资本主义现代性，却又不敢反抗的美国古典乡绅的绝望哀号。但中国的现代性进程，与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密切结合。20世纪以来的中国革命与现代化建设，重构了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社会关系与认知系统，使唯物主义的科学意识成为社会的底层共识。从中生长出来的《三体》，所构建的自然也是一个唯物的、科学的，因而可解的宇宙。

　　这一定义，无疑与马克思主义中那个充满主观能动性的“人”高度相关。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只有不断与异化、匮乏、剥削、个体的原子化斗争，直至消灭资本主义这个“他者”，使劳动不再是谋生手段，使人获得对自身定义的绝对主体性，才能最终实现“人的解放”。中国20世纪以来的革命经验也证明了，正是那些“确信的”“战斗的”“奋进的”“民族的脊梁”，决定了什么是今天的中国；而那些“失掉了自信力”的，终究会被历史的尘沙掩埋，永不见天日。

　　除了巨大的社会关注与商业成功之外，这两款游戏均围绕“对体制的反抗”这一主题书写主线》的世界观中，美国已经分崩离析，游戏的舞台坐落于今日加州海边地区的自治城市——夜之城。在夜之城中，体制性力量的代表是来自日本的巨无霸集团“荒坂”。而在《黑神话：悟空》营造的后西游世界里，世界秩序仍然由满天所掌握，天庭、灵山与各地妖王沆瀣一气，在榨取天地灵韵的同时，绞杀所有出现的反抗性力量。然而，故事中主角抗争的动机、结果及在“英雄旅途”上的不同选择，让两部作品体现出了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与审美趣味，并凸显了当下中国文艺作品对20世纪以来革命进程与价值的继承与诠释。

　　在歌词中，齐天大圣没有因为“取了真经”“封了”的个人成就而满足，反而当看到“大地凋零依然”时“天地不平心不甘”。可见，《未竟》中歌颂的信念，是超越个体、服务众人的信仰，是有大悲悯、大愿景的信仰，是要开辟一个平等、繁荣的世界的信仰，是革命者的信仰。所以，无怪乎在B站搜索《未竟》之时，会出现大量关于毛主席、“人民万岁”以及中国革命进程的自发二创作品。这一刻，黑神话里的大圣，再次成为中华民族不屈精神的象征，激活了以革命和斗争追求公平与正义的社会共识，以21世纪的数字媒体，完成了一场来自20世纪的政治动员。

　　更有趣的是，在游戏中，即使玩家完成了前置条件，开启了最为激烈的反抗之路，也不过是以个人之力，对荒坂总部展开的大肆破坏。甚至在游戏设定中最严重的恐怖事件——发生在故事开始44年前，由强尼·银手引爆市中心的核弹、摧毁荒坂集团在夜之城总部的袭击，都没有对夜之城的格局产生真正的影响，荒坂再度君临夜之城。这样的故事安排，恰恰说明了在没有社会主义指引的后资本主义想象中，最激烈的反抗也只能导向无政府主义的暴动。联想到近年来美国的多次骚乱及其走向，这样的安排可谓颇具现实预见性。

　　综观上述三组作品的比较分析，不难发现，21世纪中西文艺作品，在面对现代性与未来想象时截然不同的路径选择与价值追求。西方文艺作品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一种以个人生存焦虑为核心、逃避绝望现实的消极策略。这些作品从不同侧面折射出资本主义现代性逻辑下个体与社会关系的异化：面对强大的社会结构与不可名状的未来，人们只能选择犬儒式的消极自渎或自我毁灭。生存的意义退化为欲望的满足，斗争被消解为个人的挣扎甚至狂乱的反抗，这种表达既是资本主义社会日益分裂、精神危机不断加剧的文化体现，又是其为维护自身秩序，借由文化产业对社会进行的饮鸩止渴式的心理按摩。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漫长的季节》《三体》《黑神话：悟空》等作品，始终坚守对未来的希望与对人的尊严的认同。这些作品拒绝将人还原为纯粹的欲望动物，而是在困境中强调对人之社会性与主体性的自觉追求。面对被摧毁的生活，他们选择积极回应，以坚持尊严与良善的姿态迎接挑战；面对宇宙的浩瀚与强大的他者，他们勇于斗争，在抗争中定义人类的真正意义；面对压迫与不公，他们更强调出于信念与集体利益的反抗行动，将个人英雄主义提升为社会历史进程的一部分。

　　究其根本，这种差异正是源自社会主义现代性对中国人精神世界的深刻重塑。社会主义不仅为中国带来了经济和社会的全面现代化，更在精神层面建立起逻辑回环：个体通过斗争获得定义，群体借由个体的斗争获得解放，在这个发展的真实中，未来成为可能，继而反哺个体，规范其道德、指引其行动、完成革命者的再生产。中国20世纪以来的革命与建设历程，又在现实层面验证了上述逻辑的可能性与正确性，进一步强化了“斗争”“解放”“未来”等概念的力量与感召力，使之彻底融入中国人的精神构架，成为潜意识中“自在”的思想资源。

　　虽然在当下许多作品中，“个人”代替了“集体”，“努力”代替了“斗争”，“当下”代替了“未来”，“成功”代替了“解放”，但我们仍期待更多的中国文艺工作者能够“自觉”地继承并发扬面向未来、坚持尊严与良善的社会主义思想资源，以此作为“新大众文艺”的价值内核，将“个体通过努力取得当下成功”的片段，融入“集体通过斗争赢得未来解放”的叙事中。如此，中国文艺不仅能够接续“大众文艺”塑造社会、再造国族的道统使命，更能以中国方式为全世界注入勇气与力量，并为21世纪全球面临的种种精神危机与社会挑战，提供真正具有建设性的答案与启示，让深陷存在主义危机的不同个体意识到，我们每个人都是“天命人”，在日常中善良地生活、认真地工作、真诚地热爱、执着地抗争，从来都不仅仅是为自己取经，更是为苍生挥棒。